高考“回忆杀”当高考遇上疫情那些经历太难忘

央视网消息(记者 康彦龙 朱春燕):延迟一个月的高考终于启幕。因为新冠肺炎疫情,2020年高考时间从6月调整到7月,备考变成了“加时赛”,而1071万高考考生都在努力打满全场。

无独有偶,17年前,“非典”疫情下的高考考生也面临考试时间的变化,不同的是,从7月改成6月。备考比预期缩短一个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不同?央视网记者联系到两位2003年参加高考的考生,回忆那场特殊的高考。

作者: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当西方的治理理论大行其道时,主张“国家治理”的研究也影响日隆。有学者提出了作为研究范式的“国家治理范式”,认为国家治理包括政治价值、政治认同、公共政策、社会治理等几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被提出后,国家治理与西方治理理论被明确区分开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治理,本质上既是政治统治之‘治’与政治管理之‘理’的有机结合,也是政治管理之‘治’与‘理’的有机结合。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话语体系中,‘治理’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的有机结合”。对此,需要注意避免两种认识上的偏差:一是简单套用西方“治理”概念解释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二是简单认为“治理”概念只是西方当代政治理论和管理理论的专利。

当年上海的高考作文题目是《杂》,“和作文标题一样,复杂多变、崎岖坎坷”,易意说,那一年的高考记忆刻骨铭心。

因情况特殊,那年的高考防疫管理很严格,每个考场安排的人比往年少,同时为身体状况异常学生设立了“特殊考场”。

“对我来说,高考没有什么遗憾,只要努力过就可以了!高考是很多人改变命运的途径,也算是最公平的一种方式了。”作为一名疫情期间参加高考的“过来人”,看着今年疫情下的考生,易意感慨,虽然今年情况特殊,但不要忘记曾经奋斗过的自己,高考就是证明自己的一次机会!

“当时觉得高考是人生最大的事。现在回头看看,还有各种各样的有形的无形的考试等着你。”多年之后,米帆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考试。“高考是人生最重要的一次考试,但只是一个开始,会有越来越重要的机遇和选择在等你。”(校对:陈延辉)

听说醋可以消毒,一些小商店的白醋都上涨到了“天价”,板蓝根就算再多钱也买不到。“那时如果你开着小摩托,手上拎一瓶,那绝对是有身份的象征。”一时间,口罩脱销,白醋、板蓝根等防疫物品脱销。

门窗打开通风,也是重要的防疫举措。在3月在寒风中做着模拟试卷,同学们冷得瑟瑟发抖,易意的试卷也不知道被风吹落过多少次。易意说,当时学校里普及了很多公共卫生的防护知识,老师也会监督大家用肥皂洗手。“直到现在 ,我还保持着用肥皂洗手的习惯。”

这种以个体权利为价值导向的治理理论在常规性议题上都无能为力,在危机治理面前更是束手无策。面对此次疫情,“群体免疫”式的对策说到底就是个人的死活是个人的事,政府不对人命关天这等大事负责。坚持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只能坐等成千上万的人失去自由主义主张的最重要的权利——生命。在这种价值体系下,即使政府努力作为,也可能会因为民众太过看重个人权利而失控。

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易意调侃起当年的虚惊一场。

“当时我就慌了,这意味着要和发烧的考生坐同一考场考试。”易意试图说服老师,但老师告知没有其他办法了。老师带他穿过考点的绿荫大道来到“特殊考场”,考场门口有警察和医生,教室里20个考生清一色戴着口罩。“我战战兢兢坐下来,在咳嗽声此起彼伏的考场里完成了英语考试。”

这是比较政治发展研究给我们的基本知识。人们的认知能力与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缺乏比较政治学基本知识的前提下,各种与发展中国家国情南辕北辙的概念、理论的流行在所难免,甚至变成某种“道德”标准。现在,人们终于看到,主张个体权利的治理理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并不能起到良治的作用,南撒哈拉沙漠国家并没有因为出产了治理理论而变得“善治”,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治理水平也并没有因此得以提升。

当代中国要努力实现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包括但不限于如下要点:

高考如期而至。米帆回忆,2003年6月7日一大早,她便到了高考考点,排队进场。进考场前,工作人员依次用额温枪量体温。“那是我第一次见额温枪,好高级的感觉,往额头一‘打’就知道发没发烧,自己脑补了警匪片。”

具有“中国性”的治理理论:国家治理理论

意外有时候是惊喜,也有时候会是惊吓。易意高考时就遇到了惊吓。英语考试那天,他一如往日地步过重重“关卡”,来到了考试教室。因为听力考试,所以大家提前准备了耳机,监考老师负责对每个学生的耳机做检查,但易意的耳机却没电了。“我当时一脸淡定并以为只需要和旁边的考生换一节电池,问题就解决了。”让他没想到的是,考点最终决定让他去“特殊考场”。

第一,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或政府主导的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个人权利理论也倡导“人民”,但那只不过是“人民”符号下的个人而已。历史表明,人民利益不会自动实现,只能由国家或者政府去代表、去努力。这是一个谁主导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性问题。我们常说国家治理体系包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地方治理和社会治理,应该说,社会治理的提法是对治理理论的扬弃,从社会管理转变为社会治理。在治理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包括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军事治理、生态治理等。无论是在制度层次上还是在治理领域上,治理主体都是国家或者政府,必然包括统治和管理,但并不排斥社会的作用。治理主体的确立,与西方治理理论作了根本性的区分,但适当吸收了其有益成果,比如社会治理之说。正如有学者总结的:“国家治理概念强调了转型社会国家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性,同时也考虑到了治理理念所强调的社会诉求,是一个更为均衡和客观的理论视角。”有学者在梳理国内外治理文献后总结道,治理“指的是公共管理(包括治国理政)的方式、方法、途径、能力,而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公共管理(治国理政)的方式、方法与途径,不是指市场化、私有化,不是指‘无需政府的治理’,不是指‘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西方的治理理论只是新自由主义的规范性宣示,是“空洞的能指”,在实践中不解决任何问题。

尽管疫情严重,但当时上海的学校并没有停课,只是防控要求相当严格。易意回忆,每天到学校的第一件事便是测量体温,如果发烧便要自觉在家隔离。教室每天都在消毒,“据说醋能消毒,学校每天烧醋消毒,那个味道非常不自然,严重影响了上课的情绪。”

“那会儿我们真的有些慌了,当时高中最好的朋友偷偷给了我10个高价买的口罩,至今我都非常感动。”在易意的印象中,“非典”疫情发生后,几乎人人出门戴口罩。17岁,第一次遇到大规模的传染性疾病,易意说当时面临太多的未知,而高考则成了非常确定的事。“焦虑的时候,埋头复习就是解药。”

问题在于,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国家—社会关系属于“普力夺社会”或“强社会中的弱国家”,国家被嵌入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而难得自主性。在此情境下,再主张进一步去国家化而强化社会的权力(权利),这样的国家—社会关系不是更恶化了吗?对此,曾经大力鼓吹治理理论的福山有过深刻反省。要知道,“组织起来”依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国家建设的优先议程。

治理理论来自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银行专家对于南撒哈拉沙漠国家的政策设计。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出现普遍性的国家失败,根源在于无能为力的政府,而替代性方案就是加强非政府组织、各种社会组织乃至个人的作用。世界银行甚至还以“投资人民”为主题,强调个人和社会的替代性作用。显然,西方这种治理理论的价值观就是以个体权利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以作为新自由主义宣言的“华盛顿共识”的提出为开端,强调社会作用以去政府化的治理理论迅速在全世界流行开来,“无政府的治理”成为治理主义者的信仰,他们认为去政府化的治理才能实现公正透明,才会有政治合法性。

“多少还是有点紧张的。”米帆自己的高考过程还算平稳,当时没让父母来陪考,一是怕疫情,更怕让自己紧张。但让她没想到的是,一出考场,还是看到了在门口等待她的妈妈,“我眼眶当时就湿润了。”

易意记忆中的味道是醋,今年34岁的米帆记忆中则是84消毒液。“疫情发生后,教室消毒便成了日常,84消毒液的味道充斥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第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国家治理能力问题。同样的制度为什么治理绩效有着天壤之别?关键在于治理能力的不同。政治学理论关于统治能力、治理能力的讨论并不少见,但主要视其为政治现象而少有上升为能够用来分析政治现象的政治理论。传统的国家能力理论包括合法化能力、财政汲取能力等,但分析解释力有限。合法化能力可谓无所不包,不具分析性;而财政汲取能力则太过具体。与此不同,中国学者把国家治理能力当作一种研究范式,与以政体为范式的西方政治学传统形成鲜明区别。具体而言,国家治理首先要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体制吸纳力”对于不同的阶层具有不同的内涵;其次,国家治理是关于制度之间、部门之间的协调与整合,国家治理能力因此体现为“制度整合力”;最后,国家治理事关政策制定和有效执行问题,国家治理能力事实上就是“政策执行力”。由“体制吸纳力—制度整合力—政策执行力”所构成的国家治理能力,事实上成为一种分析性概念,用以比较分析不同国家不同层面的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这是一种系统化但又非对称性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分析性理论,对于针对性地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作用不言而喻。

第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回答了如何保障国家治理能力这个核心和根本问题。一个超大规模国家的政治特征,不但有地域差异、民族差异和文化差异带来的多元性,还有多等级的制度所构成的层次性,多元性和层次性构成了权力的非对称性。在多元性、层次性和非对称性的制度体系中,要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是非常困难的,但民主集中制确保了制度的协调性和整合性,成为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保证。在这次战疫中,表现为政策形式的中国国家治理理论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因而才能迅速地遏制疫情蔓延。为了人民生命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举国体制”同时完美地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治理,证明了这个体制的强大治理能力;而举国体制和国家治理能力的深层结构则是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

“人生就像这次高考,会面临不同的困难,每一次困难都能促进我们的成长,高考的结果能影响命运,准备高考的过程让人学会积极改变命运的能力!”易意说。

米帆是沈阳的考生,对她来说,“非典”疫情带来的影响是深深融入到复习中的,“每节课时间短了,课间时间长了。”她回忆,刚进入高三的时候,同学们总是争分夺秒地复习,课间也是在教室里看书或者休息,而疫情期间,学校要求学生课间全部到操场上活动。

“那是混合着奇怪的醋味和反复搓洗的肥皂泡的6月。”尽管已经过去了17年,但回想起自己的高考经历,上海的考生易意记忆犹新。

2002年,教育部调整高考政策,将高考时间提前一个月,由原来的7月变为6月。这意味着这一年的高考少了一个月的复习时间,考生需要在紧张的备考中调整复习计划。

在与治理理论这种强势话语的对话中,中国政治学人逐渐建立起具有“中国性”的治理理论——国家治理理论。显然,“国家治理”之于“治理理论”的不同在于“国家”的角色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得到各界的热烈呼应。无疑,这种社会科学化的政治表述是以学术研究积累为基础的。

作为住宿生,在封闭式管理的校园内,米帆和同学们关注“非典”疫情,每天在食堂的短暂用餐时间,他们会透过电视了解当时疫情的相关新闻,老师在课堂上也会讲起医护人员的故事。“高考备考是个痛苦的过程,但是当时听到医护人员的辛苦工作,会觉得自己的辛苦其实不算什么。”

观念会产生政策,错误的观念必然导致错误的政策。对于国家治理而言,因没有自主性观念和自主性理论而犯下颠覆性战略性错误的国家,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在观念交锋与文明互鉴中,中国政治学在涉及“国家”的一些关键词上进行了护卫性建构,初步形成了自主性政治学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为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提供了理论基础。

“每一天都在与自己作战,与时间作战。”米帆说,高三备考那段时间,除了课程安排得满满当当之外,晚自习上到九点,宿舍到点熄灯之后大家会拿着电筒看书。每天早上五点多,抢水房洗漱,然后上早操、早自习,早自习后吃早饭。食堂没有椅子,全是站着吃饭,呼啦啦一下课就跑过去排队,“去晚了就没有肉菜了。”

焦虑,易意记得当时很多同学的表现,“本来就紧张的复习时间变得更紧张了。”不过,比起考试时间的调整,随后袭来的“非典”疫情,更加让他感到措手不及。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点